刘世锦:2020年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降至6%以下

由中国经济改革学会主办的

新浪财经新闻“第17届中国改革论坛”将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出席会议并作了题为“6项刺激措施保护,5项改革措施稳定”的发言。

刘世锦首先澄清了关于中国经济的两个基本事实:

首先,经济增长率从过去30年的高增长率逐渐下降到过去10年的经济增长率,这可以用一般的周期性波动理论很好地解释。在刘世锦看来,这是一个从约10%的高速增长到未来约5%的中速增长的过渡。

他给出了四个理由:

首先,在工业化阶段,重要的历史需求高峰相继出现。“房地产的峰值出现在2003年,基础设施投资的峰值出现在2006年,出口的峰值已经出现在2011年左右。此外,我国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如焦炭、水泥、乙烯、粗钢等,也相继出现。在历史需求峰值出现后,整个增长将进入所谓的高原期,然后逐渐回落。”

第二个是人口和劳动力结构的重要变化。刘世锦说,从2012年开始,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每年至少减少200万,近年来达到400-500万。就业总人数将从2018年开始下降。“因此,近年来,为了稳定就业,我们保持了稳定的增长。事实上,反过来说,正是因为总劳动力和结构的变化,它本身就是经济放缓的一个变量。”

三是现有技术的减少。我国已经形成了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类别,并在一些领域已经运行和领先。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使用的技术已经大大减少了。”

第四,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能力已经达到临界点。刘世锦表示,资源消耗和碳排放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环境容量大幅萎缩,一些地区超过了临界值,最明显的是烟雾的影响。

例如,刘世锦说,从国际经验来看,日本、韩国和台湾都经历了20到30年的高增长率。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国际美元时,它们都从高速变为中速。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直接降至4%至4.5%,韩国在90年代末直接降至约5%,中国台湾在80年代末从10%降至5%至6%。

"我最近组织了一个团队,一直在研究潜在的增长率。最终的计算结果是,2020年至2025年的潜在增长率基本上低于6%,介于5%至6%之间。我们所经历的是成长阶段的变化,这是符合规律的。下一步,事实上,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低于6%,这是一个如此简单的结论,”刘世锦直言不讳地说。

第二个基本事实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无法改变潜在增长率。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取决于要素的供给,尤其是要素的质量及其组合的结构,或者简单地说,取决于结构潜力。

"最近,要求放松货币政策的呼声相对较高。事实上,近年来货币政策相对宽松。为了稳定增长,几年前,银行增加了杠杆率,杠杆率上升过快。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报告说紧缩的货币政策影响了经济增长,”刘世锦说。

对于不现实、传播不畅、民营和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等问题。它们都是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作为一种货币政策的总量政策,很难影响或改变这一现象。

"所以,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我们的宏观政策并不紧,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宽松的。他直言不讳地表示:“如果你想继续放松并放松政策,利用刺激政策来试图实现超过潜在增长率的增长率,这实际上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

他还警告说,刺激政策可能会成为“真正的经济悬崖下降的诱因,目前需要特别警惕”。

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中速增长的平台,但是

他还解释说,大约5%的经济增长率符合中国目前的潜在增长率。“和2018年一样,我们的增长相当于澳大利亚,在未来一两年或两三年,它可能相当于俄罗斯,俄罗斯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提供了全球30%的需求。然而,我们原有的结构性潜力,即刚才提到的三大需求来源,即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基本上已经耗尽了动能。这对股票非常重要。然而,增量不能再依赖它。我们必须刺激与适度增长期相匹配的新的结构性潜力,否则这5%可能得不到保证。然而,我们看到,由于体制上的限制,许多新的结构性潜力是可见的,无法把握。”

刘世锦建议下一步,尤其是从明年开始,应该把重点放在改革和政策调整上,挖掘新的结构潜力。

他提出了六项改革:

第一,通过城乡要素的流动,加快大都市地区的发展。“最近《土地管理法》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打开了一个口子,但宅基地不允许向外流转。我认为这一改革必须加快,否则我们只能看到和把握这个大都市圈的潜力。”

第二,打破行政垄断,改善效率低下的部门。他认为,一些行政垄断和缺乏充分竞争的领域,特别是技术产业,需要进一步改革。“下一步,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领域。应大幅放宽准入,并促进竞争。应该会有一些划时代的举动。”

刘世锦说,“石油和天然气行业能不能放松对整个中、下游链条的准入,放开进口?这有什么好处?包括电信业在内,可以有一两个民间资本或系统外的,包括国有资本投资者参与的基础电信运营商,而不是虚拟电信运营商。这样做的好处是,它可以推动有效的投资,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降低实体经济和整个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的技术成本,并提高整体情况下的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

第三,促进行业优胜劣汰、转型升级。刘世锦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防止由于不公平竞争导致的优胜劣汰的逆向选择。“例如,一些私营企业是顶级企业,但它们的贷款被抽走了,因此它们不得不投靠国有企业。事实上,他所投靠的企业不如他高效。”

第四,创新推动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业的增长。“中国在衰落时必须形成许多区域创新中心和创新型城市,但这不是任何人规定的,而是通过竞争形成的。我们最大的缺点是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的滞后。在下一步,你应该解决大量诺贝尔奖研究成果可能成批出现的问题,否则创新将没有足够的耐力。”

第五,培育更适合中小微型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金融体系必须进行专业化、数字化和市场化改革,全面提高对中小微企业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第六,传统的工业化方式已经转向绿色发展。这需要解决生态服务资本价值的核算,解决绿色发展中的核算问题,推广更多的绿色技术和配套制度政策。

刘世锦说,以上六点都与改革有关,可以激发新的结构动能。但是需要调动三个积极性:“一个是政府官员的积极性。这应该能解决激励和约束的再平衡问题。“我们能否表彰一批肯干、能做、能做的干部,突出绩效考核和就业导向,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因为在过去,地方竞争机制是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引擎之一,这个引擎不能关闭。”

其次是企业家的热情。最重要的是稳定期望和信心,这样企业家们才会愿意支持